中国NGO新社团崛起

       “小母牛”项目组织为中国农村扶贫开辟了一种新的模式。这个逐渐本土化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给农民的不仅仅是生产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本，更传递了一种社会互助的精神财富

“小母牛”：一个中国NGO的模本

　　自1990年至2001年，四川雅安岩乡农民李增普家的房子变了四次，1990年是平房，1995年是两层楼，2000年“起”了第三层。半年前，上下三层楼装修一新。

　　李增普是坎坡村里奶牛最多的农户，家里养着5头奶牛和2头小牛。雅安城里大约有300户居民是他们的固定订户。5头奶牛每天产奶200多斤，李家每天牛奶收入超过250元。

　　李增普家的富裕源于“小母牛”项目组织的捐赠。

羊奶喂出了“奶牛村”

　　1985年，李增普接受了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援助的一只奶山羊。1990年，他从成都买回了一条小牛，用羊奶喂大，开始了牛饲养业。10年过去了，家里光景越来越好，现在的“牛棚”则是以前家人住的。

　　现在李增普家里很“牛气”，刚生下来的小牛市价都卖到3000元以上，牛就是活积蓄，如果算成固定资产，接近10万元人民币。

　　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英文缩写为HPI）中国办事处设在成都，每天盯着工作人员进出的门卫也不大清楚他们的工作。HPI是一个国际NGO（英文非政府组织的缩写），总部设在美国阿肯色州，通过向小型农户提供畜禽、技术培训及相关服务来消除饥饿和贫困并改善环境。

　　早在1947年，HPI就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向中国赠送了550头奶牛。1984年，小母牛组织正式落户中国。当年四川省畜牧局代表团访问位于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温洛克国际畜牧研究中心，经该中心介绍顺访了HPI总部，随后达成了HPI在四川实施项目的协议。1985年10月，HPI援赠的第一批158只种山羊和200只种肉兔分别从英国和美国运抵四川雅安、简阳和大邑。

　　作为在中国最早开展“小母牛”扶贫项目的地方之一，坎坡村几乎家家户户养牛，粗略估计有200多头，盖了三层楼的村民有十几户，都是养牛专业户。村里适龄儿童均在城里小学念书，这个村子得以自力更生地发展，这正是“小母牛”项目组织的初衷。

礼品兔造就百万富翁

　　“‘小母牛'已经造就了几十个百万富翁。”办事处项目部主任陈太勇介绍说。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四川大邑县的任旭平说：“从我这里学习养兔技术，发家致富成为百分富翁的就有一百多个。”

　　1980年，贫穷失学的任旭平养了2只兔子，开始琢磨养兔子赚钱。由温饱变为致富的转折点在1985年，HPI援助给他48只加利福利亚种兔，他发展很快，当年以一比五的比例传递了200多只兔子给其它农户。

根据小母牛项目组织的规则，农户接受救助时，会跟项目组签定一个协议，即在一定时间内，将发展起来的家畜作为礼品回赠给小母牛办事处，然后由小母牛集体赠送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农村。分享的理念使初始牲畜礼品的效益成倍增加，多代相传。在四川省大邑县，最初接受105只进口兔的4家农户将种兔后代传递到新的农户，17年来这条分享的生命之链已传递到第30代，累计传递礼品兔达18389只。

　　任旭平的礼品兔到2002年已经传递了30代，使3788户农民成为养兔专业户。最近，他又打算向泰国捐助50只礼品兔。据悉，县城里的下岗工人也得到了他的免费培训和种兔供给。

　　截止2001年底，中国总计有10个民族的27587户农户获得项目提供的242万只“礼品”畜禽。第一代项目畜禽包括从英国引进的158只奶山羊，从美国引进的550只肉兔，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购买了100余万只畜禽，直接分配和传递礼品的牲畜总数超过两百万头（只）。

　　陈太勇介绍说：“通过多年的摸索，现在形成了贷畜还畜、贷畜还款、贷款还款三种传递礼品方式。”

　　任旭平的家由三部分组成：种兔场，培训学校和他家的住所，占地一万多平方米。远远地可以看见培训学校的围墙上画着各式各样的兔子，每一个都有人那么大。 他的兔场现在有3300多只８种产地的兔子，卖出产进，比两个月前又增加了许多。一进院子，墙壁上就写满了“广告语”，上面写着：养好一只兔，不愁油盐醋。每一个条柱上还写着这样的句式，大意是十只就不愁娶媳妇，五十只就不愁楼房住，百只就买车上公路。任旭平给我们算了一笔帐：一只种兔半年产6-8胎，一年繁殖下来就是64只，每只按利润6元计，一年纯收入是384元。如果养50只兔，一年下来，可获利近两万元，在农村里盖房子足够了。

     培训学校是一座六层楼，一楼是教室、二楼三楼分别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再上面就是仓库、解剖室、教研室之类的。学员上课分初级班和中级班，采取封闭式教学。去年，任旭平两口子还招聘了四川农学院、西南农业大学两位毕业生来执教。

　　目前来自全国各地、从旭平养兔学校毕业的学员已达15万人之多。朝鲜方面曾经有专家来考察学习，一开始想农民那里有什么好学习的，准备呆上几天就走，没想到后来一来就不提走了，没日没夜地追着任旭平讨论问题，最后把签证延期推迟归程。

　　说任旭平现在可以左右中国肉兔市场价格尚为时过早，但全国各地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任常常最先知晓，这就是他的资源优势。他的网站已经开通，域名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兔王网”。

　　35岁的任旭平现在已经从专业户向企业转型，他目前投资了600万成立兔肉、兔皮加工厂，把兔产业做大。他说：“看到别人发财和解决温饱后露出的笑脸，我觉得跟别人分享了荣耀。”

正在崛起的部门

　　HPI中国办事处，被总部认为是运作最为出色的分支机构，以至于对朝鲜的项目捐助，也交到了他们手中。这个办事处目前拥有17名工作人员以及全国两百多名志愿者。工作人员既有着农林畜牧的专业背景，又精通一门外语，绝大多数拥有本科学历。他们所做的工作既不是为企业效力，也不是为政府服务，而是制定项目计划，管理和发展项目，用获得的捐赠资金去帮助贫困者。

　　办事处项目部主任陈太勇原来在基层畜牧局做技术员，1991年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他介绍说：“在中国农村，大多数农民的现金收入和主要生活品来自畜牧业，发展畜牧业是重要的扶贫方式。HPI成立和存在的根本目的是扶贫，结束饥饿和贫困。”HPI中国项目目前主要开展了畜牧扶贫项目、灾后恢复和发展畜牧项目、妇女畜牧发展项目和小额信贷项目。

　　HPI中国办事处最早设在四川省畜牧局内，作为一个编外的临时办公室，由时任四川省畜牧局外事处处长的濮家駜先生负责管理。1992年4月，已经退休的濮先生向经贸部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申请，在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为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四川办事处。然而当时正逢四川省畜牧局领导调换，新上任领导想继续把小母牛项目办留在该局，便找省政府撤销了HPI办的注册。濮教授就到自己的家乡南京市注册。虽然以公司的形式注册，但实际业务仍是非赢利性扶贫工作。

　　由于中西部是HPI中国办的重点发展区域，“小母牛”中国组织一直在尝试把总办公机构注册在成都市。1996年，经过向四川省外经委再次申请得以重获注册。至此， 600余万美元的境外资金无偿投放到中国的扶贫事业中来，直接受益农户27587户，10多万人因此脱贫或改善了生活条件。而受项目引导自发脱贫的农户则有10万户共计50多万人，他们因观念、技术、经验的启发而间接受益。

　　这个正在崛起的部门，是中国NGO中的重要力量，正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和政府的瞩目。

本土化的阻力

　　作为民间团体，落户中国的HPI必须接受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这也是HPI最初挂靠在畜牧局的缘故。直到现在，HPI只能以外企办事处的方式注册落脚、却又享受免税费的待遇。而南京之变以及重回成都均是当地政府在利益考虑下所作出的限制和让步。 对于NGO在中国的境遇，有学者评价说：“双重管理体制加强了政府对NGO的监督、管理、限制并通过分散责任回避了政府与NGO之间的直接冲突，使得NGO在成为合法组织前必须首先成为政府所需要并合乎其原则的对象。这种管理体制明显限制了NGO的存在与发展，带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

　　中国HPI组织两年前在成都郊区办公。但由于“业务”迅猛发展，国际交流频繁，农户及各级政府要求援助的“订单”增多，后来就搬到位于西南民族学院附近的住宅小区，HPI总部拨专款买下了两套共计100多平米的住房作为办公室。这两年里又添置了不少硬件，办公人员大部分都配备了手提电脑。 中国HPI办事处下设三个部门：项目部、行政财务部和筹资部。陈太勇先生负责中国项目办总体运作的领导和管理，主任助理刘华负责文秘工作和各部门的联络协调工作。各部门负责人只设主任一名，而没有副主任。

　　HPI中国办事处的所有员工都从中国国内聘用，技术助理彭彬就是从当地农学院毕业后来到这里的，而主任助理刘华是在人才市场上招聘来的，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培训机会并被委以重任。而整个项目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都力求与地方具体情况相结合。

　　HPI的工作量巨大，具体工作包括：畜牧扶贫项目的筛选、计划、设计、申报、实施、管理、监督和评估；进度进展情况的跟踪和报告；项目行政和财务管理；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畜牧生产加工技术；项目管理与技术培训、技术推广；参与、促进和组织国际国内技术交流与合作；接待和陪同HPI总部领导、项目官员、捐赠者和志愿者访问项目；项目宣传、公共关系与资源开发。

　　HPI中国项目资金预算以每年10余万美元逐步增加，近三年来达到100-150万美元，其中95％以上来自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总部。总部的资金筹集渠道很多，主要来自个人、教堂、基金会、企业和美国政府国际开发署。在国内的筹资则主要集中在项目的匹配资金上，如请求地方政府、畜牧部门和扶贫办资金的配合，跟其它NGO一样，民间资金的筹集尚只处在自发性的萌芽状态。

　　目前HPI中国办事处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实现组织的本土化，即如何由一个国际NGO的分支机构演变为一个中国本土的民间组织。以往国际NGO在各地的发展都有成立分支机构、总部逐渐撤离、分支机构自立成为独立法人实体三个步骤。HPI总部撤离中国仅仅是时间问题，中国成立自己的民间机构，便于更好地从国际上筹款。

志愿者在行动

　　2002年初，志愿者冉启政先生到成都来购买“波尔山羊”（一种肉山羊）。1997年退休后，他在云蒙山深处花池乡堰沟村创建了第一个HPI奶牛合作社，与农民同吃同住，搞奶牛项目。4年来，他将当时捐助的22头奶牛发展到1284头，使689户农村家庭受益。而奶牛社也不断发展壮大，拥有80多万元的资产，是中国HPI发展最好的地方。

　　原来任成都市奶牛研究所所长、成都市农垦局信息中心主任的李千石老人也是HPI的志愿者。他说：“在援助朝鲜项目上，我是翻译、技术指导和培训老师。”他老伴也是志愿者，好几次与他远赴朝鲜。

　　成都大邑县东街小学六零三班的任杰是中国小母牛组织年龄最小的志愿者。去年5月14日，他过12岁生日的时候，美国HPI总部的朱迪女士给了他150美元礼金，让他换成种兔捐给四家贫困户。

　　对于此事，他在一篇作文《我心中的乐园》中这样写道：“在我心中的乐园，那是一个没有贫困的地方。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一个贫寒家庭，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三岁后几乎失明了……医生说这两个孩子只要四万元动手术就能治好。但是，对于一个一年收入一千元甚至更少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过生日时捐助了四家贫困户，其中就有我刚刚说过的一家，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百多只兔子。自从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为他们而欣喜。”

　　2002年1月15日，任杰和父母以及小母牛工作人员一起回访了四家贫困户。他们来到作文中所描述的这家贫困户门口，门是锁着的。邻居喊来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倪玉琴，她说她去村民家中打麻将去了，为此遭到了任杰父母的批评。15岁的陆金全比8岁的陆小洪眼疾要更为严重，他什么都看不见，并且手还不停地颤抖。小母牛工作人员刘华和程培林在询问过后，记录下了两个孩子的病情，她们希望能够募到资金：“病情不能再耽误了。援助他们符合ＨPI的精神。”

　　倪玉琴饲养的兔子死了20多只，技术人员把兔子从架子上提起来，翻过来看看粪便，告诉她兔子患了肠炎。在另一间屋子里，地上摊着颗粒状的饲料，她被告知，这些饲料太湿了，容易发生霉变。

　　这半年时间里，５只种兔繁殖了100多只兔子。在没有人的时候，倪玉琴悄悄地对任杰母亲说，她先后卖了40多只兔子，挣了1800元钱。在四户中，这一家兔子是养得最好的。

　　在徐学刚的家中，去年12月初还可以看见5只种兔和两窝小兔，但后来兔子全部死了。另一家的种兔在笼子里卡死了，生出的小兔不久也冻死。

　　HPI项目部主任说：“这些现象提示一个问题，小母牛扶贫要讲规模，形成氛围，另外，技术匹配和组织管理要跟上。志愿者的个别行动应整合到扶贫机构的组织行动中去。”

NGO任重道远

　　作为国内较大的非政府扶贫组织，中国HPI几乎展现了中国NGO的全貌。　　就组织层面来讲，HPI中国办事处只是国外机构在中国的一个办事机构，还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不便单独在国内建立体系和开展筹资活动。由于没有自己的终端组织，多数项目只有通过当地政府畜牧推广单位实施。畜牧局虽有发展畜牧业的专业知识，但没有扶贫的专门经验。他们往往自己有几个项目，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经费，而寻求与小母牛项目合作。这样，项目在实施时容易走样。 在实际操作层面，在与各级政府的协调上常遇到困难。陈太勇说：“这几年局面要比以前好一些，而朝鲜项目就不一样，我们援助到朝鲜的家畜只有部分直接分配到农户手上，在集体农场里养着的则得不到很好的照料，发挥的作用有限。在对我国的项目上，随着政府对扶贫大方向的认可，以及某些志愿者本身就是公务员，加上农民脱贫也是当地政府官员喜闻乐见的，工作开展起来要轻松一些。但在依靠行政单位协助时，渠道损耗和效率低下仍然是个问题。”

　　对于“小母牛”中国组织来说，还面临着其他课题尚待解决。比如说，国内畜产品价格起伏大，市场风险越来越大，项目如何给农民带来高收益；HPI总部要求各国加快本土自筹资金和建立国家间合作关系；中国HPI能否自立，等等。

　　改革带来的政府对社会资源垄断性的渐渐淡化是NGO产生的体制基础，处于弱体期和困难时期的中国NGO也在自下而上地振荡着社会。无论如何，NGO这座蕴藏着巨大社会力量的冰山已在慢慢显现。